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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谈明代紫禁城的名称演变

李新峰

题要：明代中期，皇宫城池的内城始称紫禁城，区分内外，延续至今。内城的名称演变，如何发生？为何发生？本文在王剑英、李燮平的研究基础上，据制度条文与时人见闻，再探详情。本文的结论是：明初内城本无专名，从内皇城等长期泛称，到砖城、宫城等权宜俗称，到紫禁城及各变体等主流专称，所指逐渐明确、名称逐渐固定。明代中后期，内外城之间地带逐渐向民间开放，至万历时期，内城墙成为皇宫与外界的主要分界线，明初内外一体的观念逐渐让位于内外两重的观念。紫禁城之名，早在明代中期已见使用，遭逢万历时期与明清之际的外城开放、观念变革，由民间的主流俗称上升为官方的权威定名。

关键词：明代　皇城　紫禁城　地名

明代北京的皇宫城池，分内外两重，内城为紫禁城，外城为皇城[1]。这种指称方式，并非明代常态。明代文献中常见的“皇城”，所指包括外城时，并不专指外城。如北京平民常混进外城买卖游览，明朝反复申明“皇城四门”“皇城各门”之禁，此并非专指外城而不包括内城诸门。即使“皇城”只提及内城情状，若非与外城形成对比，也不一定排斥外城。如《明太祖实录》载，洪武六年（1373），“中都皇城成”，以下详述内城城墙、城楼的规格、装饰[2]。中都的皇宫城池，恰是首次修筑了外城，属“皇城”的组成部分。《实录》虽于外城无一言，却并非以“皇城”专指内城。明代的“皇城”，实为一地理涵义稍嫌含糊的概念。

王剑英概括，明初营建南京、中都、北京宫阙时，专称内城为皇城，外墙即禁垣包括在“皇城”范围内，并据正德、万历《会典》之差异判断，至万历时期，内外方被区分并颠倒过来，内城改称宫城或紫禁城，外城禁垣改称皇城[3]。王氏注重内城的主体地位，视外城为内城的附属物，似认为内城拥有专名后，外城改用内城旧名。李燮平认为，外周垣确立后，原专指内城的“皇城”范围扩大，遂与外周垣统称“皇城”，并推测，内城可能在嘉靖时期更张礼制时，与外禁垣区分开来，由“内皇城”改称紫禁城[4]。李氏注重外城的涵盖范围，视内城为“皇城”的一部分，认为内城改称专名后，外城继承并专拥了旧名。

王氏重内、李氏重外，皆敏锐地注意到，明代前期，并未以截然不同的名目并举内外城。如常欣所言：“自外禁垣出现以后，宫城和外禁垣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。”[5]按，将皇宫城池视为内外一体的观念，源自从南京延续到北京的瓮城结构。内外城之间建重门高墙的瓮城遗制，令时人对高大森严的内城，缺乏直观感受[6]。若曰“皇城”既可包括外垣，又可专指内城，似自相矛盾。事实上，明朝迁都北京后，“皇城”泛指皇宫城池整体，未见明确专指内城者。即使所指确为内城一部，也就广义皇城之一部而言。在瓮城遗制下，从城外穿过外城门，不但算进入了外城，而且直接进入了比内外城之间绝大部分地区“高级”的准瓮城地带，并无进入内城外围之感。故外城门所在的外城墙，一直被明人视为皇城整体的外墙，自属合理。李氏“继承”之说，较王氏“颠倒”之说，更加精确。

王、李重视明代中期出现内城专名，或言“宫城或紫禁城”，或言“紫禁城”，于其意涵之体悟，则殊途同归。内城拥有与外城明确对应的专名，意味着对皇宫城池的认识观念，由内外一体变为内外两重。“皇城”转而特指外城墙，或内外城之间的地带。此乃清代以来习以为常的方式，然而，明代中期，是否真出现了如此明显的变革，主导此后五百年的观念与称呼？因外城之名向无变化，内城的名称演变，遂成为验证和推进王、李研究的焦点：明代对内城的指称与观念，有无惯例？在明代前期有无其他专称？明代中期出现“紫禁城”，是否意味着内外一体观念的终结？观念与称呼演变的原因何在？

一、根深蒂固：内“皇城”

明代北京皇宫城池的守卫，继承南京的瓮城防御模式，按四个方向分派内外城门间防区，并无单守内城或外城的任务。但是，正德《大明会典》记守卫事务，颇多内外城之别，多称“内皇城”“外皇城”。若此类事务严格按内城、外城分派，则内城必甚“独立”，“内皇城”当与“外皇城”乃至“皇城”整体清晰区分。反之，将说明“内皇城”“外皇城”乃在“皇城”观念基础上，因事而名、权作区分，既非正式冠名，亦非内外两重观念之证。

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兵部卷，介绍守卫铜符、夜巡令牌之制：

凡各门守卫官，照依地方，各领铜符收掌守卫。承天门领承字号，东安门领东字号，西安门领西字号，北安门领北字号，俱阴文右比。留守卫巡城官员领承字等四号铜符，俱阳文左比。凡守卫官遇巡城官员到来，将铜符比验相同，方许点闸。

凡各门守卫官员, 遇夜各领令牌赍执巡警。午门领申字一号至四号，长安左、右门及东华门领申字五号至八号，西华门领申字九号至十二号，北安门领申字十三号至十六号。

凡皇城，每日轮都督一员，带刀千百户一员，领申字十七号令牌，于内直宿，仍点各门守卫军士。[7]

铜符颁给承天、东安等门守卫官，皆外城门。令牌所颁，有长安左右门，又有东华门、北安门，内外各门混杂，颇不合理，或文字有讹误。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尚宝司卷，又载各种牌符发放之制：

凡每日，五府都督一员，率领旗手等二十卫带刀千户一员，夜巡内皇城，点闸铺军，各赴本司领金牌，并申字十七号令牌一面。

凡金吾等二十卫守卫官员夜巡，各赴本司关领令牌。午门指挥二员、千户一员，领申字一号至四号四面。长安左、右门各指挥二员、千户一员、东华门指挥一员、千户一员，领申字五号至八号四面。西华门指挥一员、千户一员，领申字九号至十二号四面。玄武门指挥一员、千户一员，领申字十三号至十六号四面。

凡留守五卫巡城官并金吾等二十卫守卫官，各赴本司关领铜符。留守五卫指挥，领承字、东字、西字、北字号四面，其字号俱左半字。金吾等二十卫，端门、承天门指挥二员、千户一员，领承字号一面；东安门……西安门……北安门……其字号俱右半字，以上俱与留守卫比对铜符字号相同，方许点闸。

凡皇城、九门守卫军与围子手，各领勇字号铜牌，计二万五十五面。[8]

此前三段内容对应兵部卷三段，唯顺序相反。兵部卷记“北安门”领令牌，此处作“玄武门”，似与东、西华门等内城门一致。但所记长安左、右门为外城的瓮城侧门，与内城绝对无关，故不能据内城而断定兵部卷“北安门”为讹。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全书的“内皇城”“外皇城”，皆于“皇”字抬头书写。此处“内皇城”，却于“内”字抬头。据此尚不能判断，“内”是衍字，还是可理解为“内、皇城”。

尚宝司记四种牌符，实分两类。第一、四段所记金牌与铜牌，乃普遍颁发给守卫官军，以明身份。铜牌设二万余面，必涵盖“皇城”与京城九门的所有守卫军士。其中“皇城”的守卫军士，“前班官旗军校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员名，后班少十名。” [9] 金牌虽题“凡守卫官军悬带此牌”，仅设一千余面，专给军官与大汉将军等宿卫人员 [10] 。显然，即使守卫内城午门的军人，也只能得到铜牌，与守卫外城乃至京城城墙者同一待遇。第二、三段所记铜符与令牌，乃颁给少数军官，作为查对、核验的凭证，以明职权。其中，铜符用于所有守卫，令牌专用于守夜，与兵部卷所记对应。那位既领金牌又领令牌的都督，乃以“于内直宿”的身份，以第十七号令牌，负责查验分领十六面令牌的诸夜巡军官。

据两卷相同的“午门”“东华门”与尚宝司卷的“内皇城”“玄武门”，夜巡似属内城事务。但是，兵部卷记夜巡都督职责所及，起语“凡皇城”符合前后行文惯例，令牌颁给“长安左右门”与尚宝司卷同，皆非讹误。则都督夜巡范围，不止内城，“内皇城”不一定精确，“北安门”未必为讹。十六面令牌分为四组，若专属内城，本应四方数量相同。然南方的长安左、右门与东华门相加，方抵西方或北方。若曰南方正面当强化，则东西北三面城墙无区别，东华门配备应与西方、北方相同，为何令牌独少？按，明代皇宫城池的守卫，是由内外城门之间甬道，构成四个以内外城门为枢纽的瓮城式防区，防线沿内外城墙外展，每区由至少四个卫负责[11]。内城外的四方之中，西华门至西安门、玄武门至北安门辽远，东华门与东安门则相距很近，防区最小，防线较短。东方令牌独少，可知夜巡所及，必非仅内城的城门与城墙，而是四个防区及外展防线。换言之，领令牌都督与诸指挥、千户夜巡的“内皇城”，虽难断定原文本意，实际范围则涵盖了内外城各地。

若看领铜符者所在“东安门”“北安门”等，似铜符守卫范围乃外城。但是，领令牌和铜符者，皆“金吾等二十卫守卫官员”，前者可外驻长安左右门甚至北安门，后者可内驻端门、承天门，比长安左右门更“内”。可知二者必非按内外分工，而是职责有别，前者专巡，后者专守。十六面夜巡令牌既按防区分颁，四面铜符亦不当例外，各防区守卫官应例驻本防区某内城门或外城门，负责某一方防区。

领铜符查验守卫的留守诸卫，地位低于各亲军卫，遑论诸上直卫，貌似无权干涉内城事务。但《弘治问刑条例》对应“皇城各门各铺上直守卫该管官旗”之“受财卖放者”，规定“其留守五卫，昼夜轮流点城官员，但受财卖放者，一体参问降调。”[12]“皇城各门各铺”，不限于外城。而“昼夜轮流”，则查验对象还包括守夜官军。万历《大明会典》载：“正德四年议准：留守五卫每日轮指挥五员，领赍铜符，巡点内外门铺官军。”[13]查验范围明确包括“内外门铺”。则留守诸卫“点城”之责，亦按防区配属，查验对象涵盖了上述领令牌、铜符者。

正德《大明会典》载：“宣德三年，令皇城四门，常差御史一员，往来巡视……天顺元年，添差给事中一员，巡视各门……弘治……十年，令各门守卫官军，单日轮给事中，双日轮御史，及本部委官点闸。”[14]按，宣德三年（1428）之“巡视”，《明宣宗实录》作“巡察”[15]。天顺元年（1457）之“巡视”，《明英宗实录》作“点视”[16]。这些御史、给事中，地位尊贵，“巡察”“点视”“点闸”的目标乃整个皇城，主管查核所有守卫官军的所有职守，职责更无内外城之分。

由此，无论武官之守卫、夜巡、查验，还是文官之巡视，貌似有专属内城或外城的事务，实皆无内外之分。上引“内皇城”，不甚可信。但正德《大明会典》载夜间巡铺、坐更等任务时，的确多称“内皇城”“外皇城”：

凡内皇城四围二十八铺，设铜铃二十八，每更初自阙右门发铃，传递至阙左门第一铺止，次日纳铃于阙右门第一铺，夜递如初。外皇城四围七十二铺，铜铃七十八，每更初自长安右门发铃，传递至长安左门止，次日纳铃于长安右门第一铺，也递如初。

凡内皇城左右，每夕轮坐更，将军一百人，每更二十人。

凡内皇城四门，设走更官八员，于内府给领薄籍。每更，各门官交互往来，于薄上用印一颗为信。东华门官，南至阙左门，北至玄武门。西华门官，北至玄武门，南至阙右门。其三门官更赴东华、西华二门，亦如之。

凡外皇城各门，设马直百户十八员，各领全伍，以备随驾。[17]

“内皇城”与“外皇城”的红铺，各自传递铜铃。内城独设坐更将军、走更官，而外城独设马直百户。则此内外之别，似乎无疑。

红铺传递铜铃，固然各绕内城、外城而行，但铜铃在铺间传递，并非每军走完一圈，铺军只负责每铺分管区段。弘治九年（1496），“府军左卫指挥米亮等直东安门，时有丐者夜死于门外之冷铺，而守铺军十名俱不在事……兵部言：‘……皇墙各铺直宿，与皇城各门守卫稍异……守卫官有纵放皇墙外坐铺军十名以上者，宜准此例。’”[18]按，府军左卫职守东华门至东安门防区[19]。可见外城东墙下守铺，虽属次要任务，亦属夜巡范畴，由驻东安门的府军左卫官指派，即由领令牌、铜符等候查验的东面防区负责。正德元年（1506），刘大夏因铜铃丢失，详录有关军官责任：

虎贲左卫中所副千户李泰呈称：“正德元年正月初四日，轮该守卫长安左门外第一铺至第二铺。原设铜铃七十八个，本日夜有本卫右所副千户胡安、军人任显等传递到铺，止收七十二个，内少六个。”随据该卫右所副千户胡安呈称：“守卫长安左门外第三铺至第六铺，有羽林左卫中所千户刘让、军人刘忠等传递本夜巡更铜铃，止收七十二个。”又据羽林前卫中所千户张进呈称：“守卫长安右门外头铺，本月初四日夜原发铜铃七十八个，至八铺，摇脱铃子，转回铃二个，西安门又转回三个。次日早，长安左门止交七十二个。”……每夜初更时分，自长安右门头铺陆续发起，一军一铃，相接传递，以严夜警，最为紧要……所据长安左等门上直指挥，并各铺管军千百户，及留守五卫轮该巡点官员，职专管理，不行严谨，俱各有罪……仰行留守中卫指挥马智，督并长安左、右二门守卫官查勘。[20]

虎贲左卫、羽林前卫职守南部防区，羽林左卫职守东部防区[21]。铜铃由东部防区，转至长安左门外东头的第六铺，即南部防区。七十八个铜铃，最终仍丢失了一个，这可能发生在任何防区的任何一个传递环节，无法查核。但长安左、右门外第一铺负责收发铜铃，责任就落到了南部防区的“长安左、右二门守卫官”头上，东安门守卫官无责。可见，各防区分领外城诸铺官军，往上并无某统领外城所有红铺的高官。每个方向的内外守铺，应皆分由各防区统一负责。

坐更将军、走更官，看似内城独设。《明神宗实录》载，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，皇城巡视右给事中吴文灿称：“故事，每日轮将军一百名，分早晚两班，于午门东西听候，夜则坐更。”[22]可知“内皇城左右”，本意为“午门左右”。坐更将军与外城门的马直百户，皆备皇帝不时之需者，并非专为内外城而设。内城的八位走更官，每一更绕内城四分之一圈，跨防区而行。但其出发点，并非同一个，而恰是四个防区的枢纽。两更之后，每人仍回到原处。他们的职责，实近跨区传铃那一类低级事务。

总之，守卫武官颁发令牌或铜符，乃职责有差，非内外城之别。皇宫城池的守卫、夜巡任务，皆按四方防区分派，由专官统领、核查，无专派内城或外城者。“内皇城”“外皇城”的守铺、传铃任务，亦由各防区分任，坐更、走更等低级事务，亦难体现“内皇城”之重。在正德《大明会典》的语境中，皇宫城池首先被视为“皇城”整体，守卫、夜巡、核查、巡视等皆内外一体，在遇到更铺这类绕城而建的特殊设置，或特设于内外城门的某些人员时，才分称“内”“外”。“内皇城”与“外皇城”，略具内“皇城”、外“皇城”之意，无论名分还是职能，仍在“皇城”笼罩之下。

正德《大明会典》所列每项制度，一般先引《诸司职掌》《皇明祖训》《礼仪定式》等洪武旧制条文，后接“事例”即洪武初年以来历年所定细则。若无原文可引，往往略作综述，随列事例。上引兵部卷守卫项，无原文可引，故先详述守卫任务分派的总则，后列事例。总则，基本可以判定为永乐以来相沿不改的定制，事例文本则系历代增添。不过，此处事例，先列上引金牌、令牌、铜符、更铺诸规定，此后才罗列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圣旨榜例及以下历年细则。则此诸规定，虽内容琐细，地位似系总则。按，早在迁都前的永乐十二年（1414），明朝已“增置北京皇城夜巡铜铃，如南京数。”[23]宣德三年（1428），顾佐称：“萧墙之外置铺，夜巡提铃达曙，已是定制。”[24]而正德《大明会典》于历年细则中载：“成化四年，革马直官军。”[25]可知上引“马直百户十八员”，必成化以前旧制。由此，上引“事例”中不注明年代诸规定，确应永乐以来沿用者。正德《大明会典》成书时，无必要发明“内皇城”“外皇城”等新名目，以专门修订此前的条文。“内皇城”“外皇城”，虽无明分内外之实，称谓却很可能自明初已然。

正德以后，“皇城”仍属常用泛称，“内皇城”“外皇城”也不乏其例。如嘉靖元年（1522），蓝章载，黄珂于弘治年间“督修内皇城，孝庙在便殿见之。”[26]万历《大明会典》在介绍兵部守卫时，承袭正德《大明会典》“内皇城”“外皇城”，而改“二十八铺”为“四十铺”[27]。可知“内皇城”等并非机械抄录，而体现嘉靖以来可能的变化，或万历《会典》作者接受的观念。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，兵部尚书张学颜有言：“内皇城各门，昔止内使二三，今增四五十。”[28]天启六年（1626），皇城巡视科道虞廷陛等条奏门禁四事：“外城七十二铺、内城二十八铺倾圯者……按法清稽。”[29]此必“内皇城”“外皇城”简称。崇祯年间，吏科给事中吴麟征言：“内皇城四门周围红铺，原额军一千三百余名。”[30]这些“内皇城”“外皇城”频繁出现，可能因现存嘉靖以来史料，规模远超明代前期，但至少说明，内城拥有“紫禁城”专名之后，“内皇城”仍然正常使用。

目前首见于正德《大明会典》的“内皇城”，并非编纂《会典》时首创。它见于此前成文的制度条文，此后亦普遍使用，是一个贯穿明代始终的内城名称，与“皇城”并行不衰。但观其具体涵义，“内”字为辅，“皇城”为主，“内皇城”更具内“皇城”之意。这未体现明确的内外两重观念，而展示了内外一体观念对内城名称的制约，说明明代对皇宫城池的内外一体认识观念，是根深蒂固的。

二、权宜之计：“砖城”与“宫城”

“紫禁城”出现前，时人提及内城，除上述“内皇城”，颇多摆脱“皇城”自立的名目。若这些名目是正式的专称，当体现内外两重的观念。

天顺、成化年间，彭时自述内阁故事：

文渊阁，在午门之内迤东，文华殿南，面砖城，凡十间，皆覆以黄瓦。[31]

文华殿南，即左顺门东南内阁，向南面对内城南墙。至正德年间，王鏊转载此事：“文渊阁在奉天殿东庑之东，文华殿之前，前对皇城。深严禁密，百官莫敢望焉。”[32]彭时细述建筑规格，语气轻松。而王鏊郑重其事，称“前对皇城”，似不肯以“砖城”入文。

成化初年，叶盛载：

六科衙门，在砖城内尚宝司西。永乐中灾，暂于午门外直房署事，遂以至今。[33]

明末，黄景昉载：“六科与尚宝司邻，旧在奉天门西，今工部委官制衣处，犹称六科廊，是也。”[34]“奉天门西”的六科廊所在“砖城”，必指内城。

《明孝宗实录》载，弘治十四年（1501）：

修皇城四门红铺，及内府砖城周围红铺，共六十九座。[35]

此“皇城四门”特指外城诸铺，然内城之“砖城”加“内府”二字，似因“砖城”未足明示一城。《明武宗实录》载，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，“皇城四门……京城九门……迩来门官太多……命皇城四门仍旧，其余各门自今以四员为则，不许增。”[36]皇城四门又与京城九门对照，似亦指外城或内外城一体合计。但万历《大明会典》载：

凡守门内官，弘治十八年题准：砖城四门照旧，其余各门，只以四员名为则，不许增添。 [37]

则此“皇城四门”，专指“砖城”即内城。嘉靖初年修成的《明武宗实录》，似避免使用“砖城”，而宁可使用虽然常见、实与四年前涵义相反的“皇城四门”。但嘉靖时期，官方并未严格避称“砖城”。如嘉靖四年（1525），礼部建议：

于砖城之东、皇城之内、南城尽北或东，立一 祔庙。 [38]

此“砖城”，公然与此处专指外城的“皇城”对照。明末，何乔远录嘉靖五年（1526）席书建言：“皇太后暂离法宫，远出砖城，翟车径太庙过。”[39]这或属席书原文，或系何乔远改写，皆见“砖城”之可用。

明代，“砖城”多指一般城池甓砖，或王府、宗庙等围城。上引诸砖城，尽管确指皇宫城池的内城，毕竟是就外观而言的比较随意的称呼，与偶尔使用的“内城”相似。叙同一事者，即或避免使用“砖城”。所以，它不太可能是皇宫城池内城的专门名称。另外，“砖城”主要出现在明代前中期，除上引明末难判年代之例，嘉靖以后似乎就绝迹了。相比之下，“宫城”这个元代对内城的通称，显然比砖城正式一些，在明代各时期皆见行用。它是否曾经是内城的正式名称呢？

明代“宫城”虽常见，更多地指王国城池，较少指皇宫城池。《明太祖实录》载，吴元年（1367）建成社稷坛，“在宫城之西南。”[40]但此时南京尚未修建外城，宫城即皇宫城池，并非特指外城环绕的一个内城。至宣德、正统年间，突然集中出现了宫城之名。宣德元年（1426），明宣宗袭俘汉王高煦，安置北京，“命行在工部新作馆室于西安门内，处高煦夫妇男女。”[41]次年，明宣宗自述此事：

高煦……将归京师，居之宫城之内，服食寝处悉仍其旧。[42]

按，汉王后来被单独囚禁在逍遥城，位于内城之中西华门内[43]。但此时“夫妇男女”同居，“服食寝处”仍旧，其“宫城之内”当指西安门内的馆室，即此“宫城”涵盖外城。宣德八年（1433），明宣宗御制文称：

北京之万岁山，在宫城西北隅。[44]

此万岁山，即琼华岛，在内城之外西北方[45]。“西北隅”当理解为西北部，此宫城亦指外城。正统元年（1436）、九年（1444），明英宗两次作文：

于宫城之西南，作洪恩灵济宫……宫城之西，灵宇巍然。

北京故有学，在宫城之艮隅……撤而新之。[46]

灵济宫在外城西墙外，国子监在外城北墙外之东北方，已近京城北墙[47]。“宫城之西”恰当，而“艮隅”只好理解为东北方。凡此宫城，皆涵盖内城之外地区，可视为与“皇城”同类的泛称。

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），礼部尚书周洪谟上疏：“御制各寺观碑记，及遣祭谕祭各王府并大臣，文字代言之臣，多有用字讹谬者，宜令改正，以示将来。”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同翰林院会议，反对修改：

洪谟曰，御制太学碑云“在宫城之艮隅”，“宫城”当改作“都城”。议以为，自古帝王所居之城，或曰皇城，或曰帝城，或曰宫城，或曰禁城，随人所称，初无分别。今国子监在皇城东北，碑文所言宫城，即皇城也，不必再改。

洪谟曰，御制灵济宫碑云“在宫城之西”，当改作“皇城之西”……议以为，宫城之西，即皇城之西也。

洪谟曰，御制灵明显佑宫碑云“禁城艮隅海子滨”。古者，天子所居谓之禁，禁城指皇城。言“禁城艮隅”，则是在皇城内艮隅，非皇城外艮隅也。今显佑宫实在都城坎位，不在禁城艮隅。议以为，本宫在皇城之北少东，非正北也，洪谟乃谓在坎位，是自谬也。

洪谟曰，御制大慈延福宫碑云“卜吉址于城东”，城指都城言，城之东，是在城外。今延福宫在都城朝阳门，不可言城东。议以为，本宫正在皇城之东，非差也。[48]

周洪谟细究字词，认为某“隅”应严格指“之内”，某“东”“西”应严格指“之外”，而其第二条似乎认为，宫城当指内城、皇城当指外城，不容混淆。但综合诸条，可知周洪谟反对的，不是皇城与宫城的混淆，而是“宫城”这个词本身。他建议换用正确体现地理状况的“都城”“皇城”，并非认为“宫城”应当专指内城。而会议者很反感周洪谟之喋喋不休，干脆以更加含糊的理解方式回应：“隅”“东”，皆即可指内、亦可指外，至于宫城、皇城乃至禁城、帝城，都可以混用，指内城、外城、京城。观两方意见可知，此时必无元代那样以“宫城”专称内城的惯例。

上引诸“宫城”，皆出现在皇帝口谕或御制文。此前此后的官方、民间叙事，偶有使用，亦多泛称，略同“皇城”。如刘定之载，正统末年，王振“宅在宫城内外凡数处。” [49] 天顺五年（1461 ），北京爆发曹石之变。《明英宗实录》载，闻变者“于长安右门隙入疏以闻。上即召吉祥，缒入宫城，锁系之。令皇城四门、京城九门毋开。” [50] 曹吉祥显然是从内外城之间的直房或居所，被捕入内城的。此“皇城四门”，当然并非仅指外城，但与之有意区别的“宫城”，必指内城。则“宫城”作为内城专称，首见《明英宗实录》成书的成化初年。

万历《大明会典》较正德《大明会典》，增添了介绍内外城门、城垣的章节，区分外围“皇城门”和内部“宫城门”：

午门……左掖门……右掖门……东华门……西华门……玄武门……自午门至玄武门，俱宫城门。

阙左门……阙右门……端门……承天门……。

大明门……长安左门……长安右门……东安门、西安门、北安门，以上六门俱皇城门。

东上门……西上门……北上门……以上十二门，在皇城宫城外。[51]

本节大体由内而外，列举宫城内、宫城四面门、南面内外之间门、皇城门、其他三面内外之间门。看六个皇城门，“皇城”似指外城加上南面直至大明门的瓮城，则“宫城”当指内城加南面瓮城了。但六个宫城门并不包括瓮城的承天门等，“宫城”未与“皇城”严格对应。承天门、端门等，没有纳入“皇城宫城外”等任何一类，而“皇城宫城外”，似指“皇城”的“宫城外”，未直言“皇城内、宫城外”或“皇城宫城间”。则本节介绍，仍未截然分内外，而是以宫城加南面瓮城为前半，以其他为后半，未脱以“皇城”泛指皇宫城池的观念。

此后，与“皇城”对照的“宫城”并不多见。如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，沈德符记游西苑事：“辛丑年，于禁城内乾方筑一高台……闻落成时，主上以软舆升陟，则宫城外巷陌街逵，如灵济宫前后一带，皆近在眉睫。”[52]辛丑即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。如前引，灵济宫在外城之外，此“宫城”包括外城，与筑台的“禁城”同为皇宫城池整体泛称。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，郭正域系统介绍皇宫城池：

中朝曰奉天殿，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。奉天殿左曰中左门……奉天门……午门……端门……承天门……其后曰东安门、西安门、北安门，正南曰大明门。建极殿左曰后左门……文华殿东南曰东华门，武英殿西南曰西华门，宫后门曰玄武门。皇城内、宫城外，凡有十二门，曰东上门……。[53]

此或最早系统介绍明代皇宫城池者。郭正域乃重组《会典》文句，改变了叙述次序：先由最核心的奉天殿，沿中轴线述至最外围的大明门，简述外城诸门，再回到奉天殿后的建极殿，重述内城，最后介绍内外之间诸门。这个次序，比《会典》更淡化内外城之别，拆分了内城，将皇城整体截然两分：奉天殿至大明门核心区为前半，其他地区为后半。“皇城内、宫城外”，看似规整，仍不含南部核心区的端门、承天门，当系略订《会典》原文，并无深意。

此后，“宫城”似乎绝迹。至清初，史玄回忆明末规制，正式分为皇城和宫城：

大城内为皇城，皇城六门……皇城内为宫城，八门……皇城之内，其山万寿……宫城亦云紫禁城，处皇城南隅。[54]

所谓六门、八门，乃将内外城南面的瓮城计算在内，以大明门为皇城门，承天门为宫城门，分述内外。此将皇城、宫城视为两个大小相套的方城加南瓮城，简单明了，与万历《大明会典》、郭正域区别甚明。至康熙年间，顾祖禹述永乐时营建北京，遂理解为新建两重城池：

缮治京城，于内为宫城，周六里一十六步，亦曰紫禁城。南曰午门（亦曰承天门）……外为皇城，周一十八里有奇。南曰大明门……。[55]

此以午门为宫城南门，不包括端门、承天门等瓮城地带。据李燮平计算，“六里”周长不包括承天门瓮城，而“十八里”周长包括大明门瓮城[56]。则此以四方城池为宫城，与史玄不同，而阐发了万历《大明会典》中的宫城与皇城之分。午门之“亦曰承天门”，显误，顾氏不当犯此低级错误，或处观念演替之际，兼记两种认识，指承天门亦可视为宫城南门。至此，内宫城、外皇城的观念，方在清代对现实的直观视野和对历史的简单解读中，确立下来。

总之，“砖城”与“宫城”，与“皇城”同见明代各时期。明代前中期，偶尔以不太正式的“砖城”称呼内城，后期绝迹。“宫城”乃承金元之旧称，但转而为皇宫城池泛称，偶见专指内城，亦未能起到明确区分内外的作用。万历时期，内外两重观念尚未全面取代内外一体观念，故内城仍无需正式专名，需要确指具体到内城的范围时，可临时选用“砖城”“内城”“宫城”。但这些名目的郑重程度，似乎还不如“内皇城”。

三、后期主名：“紫禁城”

明代后期，砖城、宫城名皆不甚著。此除因“皇城”观念仍重，更因“紫禁城”已后来居上。万历《大明会典》介绍诸门用“皇城门”和“宫城门”，介绍“城垣”则另有标准：

皇城，起大明门……周围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。内紫禁城，起午门……东西各三百二丈九尺五寸。[57]

“紫禁”指可拟紫微垣之宫禁内府，本有内城内院之意，常见六朝唐宋诗文。但结合“紫禁”与“城”，则始于明代中期。这是一个用字独特、别无所指的专有名词，则内外城之区别似已无疑。不过，《会典》城垣一项，只分“皇城”与“京城”两节，“内紫禁城”只是“皇城”项的一部分，并未获得与“皇城”的对等地位。

万历《大明会典》此节，难以判断成文年代。成化、弘治年间，马中锡为官京师，某年夏季有诗云：

紫禁城西紫陌傍，重门深掩昼苍凉。[58]

马中锡曾两任京官，成化十二年五月入仕至二十一年（1476-1485），任刑科给事中，弘治五年至九年（1492-1496），任大理寺少卿[59]。卷中诸诗，大体按年代排序，此下第二首为《寿阁老商先生》，称“年年二月逢初度”[60]。按，商辂于成化十三年（1477）六月致仕还乡[61]，此诗必作于本年春。则此前之夏，乃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之夏。此或北京“紫禁城”最早见于现存明代文献者，甚至早于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开始编纂的弘治十年（1497）。

嘉靖年间，谢榛居京师，访“刘稽勋体乾”，有诗云：

阴接黄云塞，春归紫禁城。[62]

刘自强字体乾，嘉靖甲辰即十九年（1540）进士，授广平府推官，“征为吏部考功主事，历稽勋、文选……迁太仆寺少卿。”[63]《明世宗实录》载，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，“升吏部文选司郎中刘自强为太仆寺少卿。”[64]则刘历任推官、考功主事、稽勋员外郎、文选郎中共十六年。计其观政、考满与可能丁忧等，“刘稽勋”时“紫禁城”，在嘉靖二十六至三十二年（1547-1553）间。

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刊行《会典》前，以“紫禁城”称北京皇宫内城者，似仅此数例[65]，况皆诗句用语，尚难为确证。此后，“紫禁城”屡见。如虞淳熙自称：

领徒作乾东紫禁城。[66]

虞淳熙“万历癸未”即十一年（1583）中进士，次年丁忧，当十五年（1587）前后授兵部职方司主事，后迁礼部主客司员外郎、改吏部稽勋司，“万历癸巳”即二十一年（1593）罢官归乡[67]。领“乾东”五所之工，当非吏部事务，故此“紫禁城”在万历十五至二十年（1587-1592）间。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，明神宗“以修理紫禁城垣，遣尚书衷贞吉祭告后土司工之神。”[68]工科给事中张涛为此上言：“数月之内，多工递兴，积帑浩费。紫禁城甫毕，北上门未竟，忽径传养心殿工矣。”[69]可知万历《大明会典》一经刊行，“紫禁城”即行用无碍。

此后，刘继善诗云：“驿梅几树黄河曲，宫柳千行紫禁城。”诗卷按年代排序，此前第十五首为《忆长男京邸》，下注“时为国子学正”，诗云：“一游燕市五经年。”此后第九首为《恭读新天子登极诏志喜》[70]。按，刘继善长子刘永澄，万历“辛丑”即二十九年（1601）进士[71]，五年后为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。计诸诗位置，此诗约作于万历三十五至四十五年（1607-1617）间。万历三十四至四十七年（1606-1619）间，沈德符曾言“厚载门内，逼紫禁城，俗所谓煤山者”[72]，与此约略同时。

现存万历时期成函数的史料，规模甚巨，而“紫禁城”之名，仅上述寥寥，似不甚著。似直到明末，“紫禁城”才普遍起来。崇祯元年（1628），蒋德璟载：“宫市者，皇城之内、紫禁城之外。”[73]《崇祯长编》载，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工部官员建议修“紫禁城、都重城”等[74]。此后刘若愚介绍皇宫城池，凡内城皆称紫禁城，凡外城或整体皆称皇城，并首先介绍规制：

皇城外层，向南者曰大明门……向东者曰长安左门……东安门……向北曰北安门……向西曰西安门……曰长安右门……此外围之六门。墙外周围，红铺七十二处也。

紫禁城外，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门……南二重曰端门，三重曰午门，魏阙两分曰左掖门、右掖门，转而向东曰东华门，向西曰西华门，向北曰玄武门，此内围之八门也。墙外周围，红铺三十六处。[75]

红铺串联成的两重圆圈，其实并不包括向南的瓮城。刘氏虽按“墙外周围”分两重，却分别将瓮城顶端的承天门、大明门视为内、外城南门。此或上承万历《大明会典》，下开清初史玄记述，是规范的内外双重视角。但刘氏称“皇城外层”而不称“皇城”，仍如《会典》，略存以“皇城”为整体泛称的遗迹。

万历《大明会典》刊行前后，“紫禁城”又有各种变体，并行不悖。如张元凯《西苑》诗云：“春城壶峤紫城隅，掖路云深柳万株。”以下第六首为《申太史席上漫呈》[76]。张元凯父亲任苏州卫指挥，嘉靖丙寅即四十五年（1566）去世，张元凯此后袭职，曾督漕运至京[77]。申时行为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状元，至隆庆五年（1571）初一直任翰林院修撰[78]。则此诗作于隆庆元年至四年（1567-1570）间，“紫城”当为“紫禁城”简称。

如前述，成化末年，“禁城”“皇城”可以互通。至万历初年，以往偶作泛称的“禁城”，开始特指内城。《明神宗实录》载，万历三年（1575），南京工部建议：“系内外出入之防者必修，外围皇城、内围禁城是也。”[79]万历《大明会典》载，此年准修“皇墙、禁城等垣”[80]。此虽南京事务，亦可见“禁城”“皇城”之内外并列。万历三十四年（1602），沈德符载：“南内，在禁城外之巽隅。”[81]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商周祚上言，建议“清理私占：禁城之外东西二阙并玄武等门，周围设立红铺四十座”[82]。南内、东西二阙、四十铺，皆内外城之间[83]，“禁城”特指内城。《明光宗实录》载，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：

饬禁兵屯卫各门，勇士营兵二千八百七十九员名，护卫禁城四门，四卫兵一千八百四十八名，护卫皇城六门。[84]

“禁城四门”“皇城六门”，取代了“皇城四门”而分称内外。此“禁城”，或与“紫禁城”之推行有关。不过，在此期间，“禁城”在很多场合还是作为泛称，甚至指外城。如沈德符虽称内城为“宫城”“禁城”“紫禁城”，如上引又称西苑某地在“禁城内乾方”，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尚称“禁城北安门”[85]。而“皇城”“皇城四门”等，在明代后期历朝《实录》也更常见。

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王士性载：“宫阙之制，紫金城固正中，而外垣则东狭西阔、西员东方。”[86]不称皇城而称“外垣”，而“紫金城”殆紫禁城变体。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刘元霖题称：“七月初五六等日，大雨倾盆……内外城垣倾塌二百余丈，甚至大内紫金城及皇墙亦坍坏四十余丈。”[87]亦以“紫金城”与“皇墙”即外城并列。

崇祯年间，胡维霖录上引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衷贞吉抗议兴工之言：“今紫城、北上门工未竣，而三役并举，非命名意。且禁城重地，数兴工作，人役杂冗，易生他虞。”[88]原“紫禁城”约为“紫城”“禁城”。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，秦徵兰《天启宫词》诗云：“内河环绕禁城边，疏凿清澜胜昔年。”注云：“神庙静摄年久，紫禁城内河壅淤不通。”[89]按，此诗同句，另有版本作“内河环绕紫城边”[90]。三名互通，其中“禁城”所指宽泛，尤见明末“紫禁城”之名，既普遍使用，又尚未定型。

据上引马中锡、谢榛“紫禁城”、张元凯“紫城”、《明神宗实录》“禁城”，可知万历《大明会典》刊行之前，紫禁城之名已见。但“紫禁城”及各种变体，又的确是《会典》刊行后普遍使用的，《会典》或有推动之功。不过，“紫禁城”与“皇城”的关系，尚未对等。可知明代后期仍未消除“皇城”整体观念，而“紫禁城”作为专名的稳定性也不足，尚未成为内城的权威专称。

入清后，遗民回忆，多径称紫禁城。顺治十年（1654）[91]，傅维鳞系统介绍“宫殿及禁城内规制”：

皇城正中曰大明门，内曰承天之门……再内曰端门……巍然南向曰午门……钦安殿后曰顺贞门，其宫墙外则紫禁城之玄武门。

皇城外层则有六门……内曰紫禁城……皇城内自北安门里，街东曰黄瓦东门……。[92]

本段内容，实据上引刘若愚《酌中志》。刘若愚先总述皇城、紫禁城规制，再细述皇城内北、东、西三面，再回到南面，从大明门开始介绍承天门、端门、午门，直至紫禁城内。如此，可视为先皇城内四面，后紫禁城内。而傅维鳞将大明门直至紫禁城内置于最初，然后总述皇城、紫禁城，再细述皇城内三面。在傅维鳞心目中，从皇城南门至紫禁城北门是一体的，即紫禁城与午门外、承天门外瓮城构成的中轴线地带，是第一位的，其他皇城内、紫禁城外地区，是第二位的。此几乎回归上引万历后期郭正域所述，内外双重的观念反而不如刘若愚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[93]，孙承泽记皇宫城池规制：

皇城外围墙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，其门凡六……紫禁内城墙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……其门凡八。

午门之内曰皇极门……过长庚桥则玄武门矣……紫禁内城之外，北安门东曰黄瓦东门……。[94]

观孙承泽简记各处建筑顺序，可知除增补万历《大明会典》载墙长度外，与刘若愚所记属同一系统。而孙氏先总述内外城，再述紫禁城内，再述皇城与紫禁城之间，较刘若愚之先外后内、有以午门外瓮城与紫禁城合一之“嫌”，已更加区分内外。唯特称“外围墙”与“内城墙”，仍略见高低崇卑，未彻底“平等”。

总之，明代后期普遍称内城为紫禁城，且有紫城、禁城甚至紫金城等变体，基本取代了砖城、宫城等临时称呼。万历《大明会典》似乎推动了“紫禁城”的流行，但此名早在弘治时期已出现，恐非官方认定的权威专称，而是民间逐渐行用的俗称。这个主流俗称，体现了时人观念中内城不断增强的独立性。但晚至明末，“皇城”这个整体泛称，仍未被“紫禁城”排斥为外城专称，“内皇城”及其简称“内城”，仍在使用。可见对皇宫城池内外两重的新认识，仍未彻底取代内外一体的观念。

四、余论：内城名分与外城开放

明朝官方与民间，将皇宫城池视为一个整体，称皇城。视为内外两重的观念不甚明确，甚至因内外城之间设瓮城，而比元代模糊[95]。但早在明前期，在整体泛称的基础上，存在内外双重的表述。基于整体泛称的“内皇城”贯穿始终，区别内外的“砖城”“宫城”等内城俗名不绝如缕，“紫禁城”更在明代后期渐成主流。至明末，“紫禁城”与“皇城”两分，渐成介绍皇宫城池规制的常见模式。可见明代中后期，的确发生了从内外一体到内外两重的观念变化。但它并非来自官方新定名目或推行典制，而是一个从明代中期开始的渐变过程，至明末尚未彻底完成。

内城专名，由临时性的、比较随意的“砖城”“内城”，转向固定的、比较正式的“宫城”特别是“紫禁城”，意味着时人越来越需要明确区分内城城内和内外城墙之间地带。而这个演变过程，与外城的开放，颇见同步。

作为整体的“皇城”，在内外门之间的瓮城地带，设有重重门禁。官民进入外城门后，需要陆续穿过诸多中门、上门、上东西或上南北门、华门等等去往办事地点。对他们而言，重要的是穿过东安门、长安左门等进入了“皇城”。至于继续穿过内城墙上的东华门、午门，看似隆重，其实与穿过内外之间的东中门、东上北门、端门、阙左门，乃至穿过内城以内的左顺门、东角门、乾清门，都是在“皇城”内穿过一道道高墙，并无本质区别。高大规整的内城，固然醒目，对办事行路者而言却并无特别意义，无需特意命名。

“皇城”范围很大，除宫殿、苑囿，更广设各种宫廷机构和少数中央官署。正常进出者，除办事官员，主要是大量在内居住的宦官、轮番守卫的军人，与供应宫廷生活的工匠军民。他们的日常生活，需要头绪繁琐而规模庞大的贸易支撑。宫苑禁密豪奢，也吸引了众多好奇之辈，想法设法入内参观游览。所以，从明初开始，“皇城四门”门禁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上引宣德三年（1428）命御史巡察皇城四门，原因就是：“时四门官军玩法怠犯，凡官吏工匠无关防牌者，恣其出入不问，而民间有进纳内府财物者，故生事留难，必得贿赂乃得入。”[96]可见建都之初，民人就可混入皇城，而朝廷似乎也欢迎“进纳内府财物者”。至正统十四年（1449）底，景帝训斥道：“守卫官军，例必辰时换直，欲彼此相识，以辨奸伪。乃今于五鼓未朝时，即纷然排拥出入，甚至杂以贩鬻者。此恐惧之心何在？其榜谕皇城四门，自今俱宜遵祖宗法。”[97]此时瓦剌军甫退，四郊尚多垒，而皇城守卫门禁仍甚松弛。不过，混入皇城者就算公然“贩鬻”，似亦只能在某些防范不严的地带活动，恐不得涉足内城和禁苑。叶盛曾郑重记录天顺三年（1459）杨鼎得赐游西苑之事：“天顺三年十月六日早，有旨，赐侍郎、佥都御史、通政、詹事、学士、卿尹等官若干游西苑……出西华、西上、西中、西苑四门，北入椒园……北至太液……仍由西苑门入至西华谢恩……前此，内阁、尚书等有赐，此不能记。”[98]此时苑囿，不向一般官吏民人开放。

但至明代后期，皇城以内、内城以外似已无甚禁区。刘若愚载，今北海、中南海一带，冬季已成娱乐胜地：

神庙临御久稀，禁网疏阔，每于河冰冻后，近京贫民于皇城内外，凡有冰处，拉拖床以糊口。遇雪满林皋，坐拖床者艳素杂遝，交拉如织，亦有兴豪乘醉而频往来者。[99]

贫民到太液池拖冰床谋生，或属官方漫许。而前述蒋德璟载“内市”“宫市”，则为官方正式认可。《明神宗实录》载，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：

礼科给事中马邦良等题：“……玄武等门，每月逢四开设内市，刀剑弓矢不禁，万众出入无忌。深邃之地，即承平犹宜慎防，况倭虏交讧乎？”上谓：“内市开设已久，多事之际，只宜严精，不须罢革。”[100]

此十日一次的内市，明神宗言“开设已久”，或万历初年甚至隆庆以来即如此。至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爆发梃击案，内市又成议论焦点：

御史刘廷元……抗疏言：“……张差踯躅禁庭之日，乃内市纵横之日。夫内市，未谂起自何年，恬不为怪。自有内市，而人迹綦溷，货物綦变，铦帑利刀，纷错禁地。即奉明纶，犹当议革，矧无成例，讵可漫沿？伏乞……禁内市以消隐祸。”

小近侍张启传旨：“皇城四门在里各门，内官每日昏闭亮开，严加搜检，有穿衣服及面生可疑之人，不许放入。如有夹带凶刃，即拿来奏。”[101]

诸臣建议罢内市，因“群阉嫉之”[102]，不了了之。明神宗遭此变故，仍决意将内城之外地带让给民人，退守“在里各门”即紫禁城了。不过到天启元年（1621），东林党上台，为防后金间谍，总算将内市迁出了皇城[103]。但天启七年（1627），魏忠贤将内市迁回玄武门外：

朕念成周盛时，礼制所载，匠人营国朝市井。我祖宗则而法之，其意良是……内市暂移北安门外，于今七年矣。器物颇觉不敷，溷亵殊非长策……可将内市自八月初四日为始，还遵累朝旧典，仍移于玄武门外……复我祖宗以来面朝后市之典、朕轸恤商民至怀。[104]

至此，定期开放皇城为市场的意义，上升到“轸恤商民”“累朝旧典”甚至“面朝后市”的高度。如上引蒋德璟所记，内市于崇祯初年相沿未废[105]。尽管举办典礼之时门禁尚严，但开市之日，势必无甚苛查。内外城之间地带的禁例，可能仅剩不得擅自建房居住、夜行这一类底线了。《日下旧闻考》称：“皇城之内，前明悉为禁地，民间不得出入。我朝……牵车列阓，集止齐民。”[106]入清之后，宦官人数大减，内外城之间必多空地闲房，当有大量官民入居，外城和内外之间诸门残存的门禁，或即消失。

总之，皇宫城池本严禁民人随意入内，明代中期，逐渐向民间开放外城而退守内城，至明末愈演愈烈。外城的逐步开放，令时人的活动禁区，从本不可随意出入的整个“皇城”，缩小到巍峨森严的内城。以“紫禁城”为代表的内城专名，或随之不断强化、普及。明人对皇宫城池的认识，遂从内外一体的皇城，转向内外两重的紫禁城与皇城。

本文原刊于《故宮学刊》第21辑，2020年。 如需引用，请参考原文

[1]明清以来，对皇宫城池的称呼，有“皇城”“宫城”“禁城”“大内”等，所指不一。本文姑以“皇宫城池”指整体，以“外城”指现代称为皇城的外围，以“内城”指现代称为宫城的内围，以免歧义。

[2]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八三，洪武六年六月辛巳，“中央”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，台北，1962年（本文所引明代历朝实录，下同不注），第1483页。

[3]王剑英：《明中都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45-46页。

[4]李燮平：《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08页。

[5]常欣：《紫禁城守卫与红铺的变迁》，《历史档案》2002年第4期，第87页。

[6]李新峰：《论明代北京皇宫城池的瓮城结构》，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0年第2期，第151页。

[7]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卷一一八《兵部•车驾清吏司•守卫》，影印明正德刻本，东京：汲古书院，1989年，第560页。

[8]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卷一七五《尚宝司》，第515-516页。

[9]叶盛著、魏中平点校：《水东日记》卷二二《守卫四城官军揭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220页。

[10]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卷一七五《尚宝司》，第516页。

[11]李新峰：《论明代北京皇宫城池的瓮城结构》，第146-148页。

[12]黄彰健编著：《明代律例汇编》卷十三《兵律·宫卫·宿卫守卫人私自代替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94年，第616页。

[13]万历《大明会典》卷一四三《兵部·车驾清吏司·守卫》，影印明万历刻本，扬州：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89年，第2007页。

[14]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卷一一八《兵部•车驾清吏司•守卫·事例》，第564页。

[15]《明宣宗实录》卷四八，宣德三年十一月戊辰，第1172页。

[16]《明英宗实录》卷二八二，天顺元年九月庚寅，第6070页。。

[17]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卷一一八《兵部·车驾清吏司·守卫》，第560-561页。

[18]《明孝宗实录》卷一二〇，弘治九年十二月丁丑，第2149页。

[19]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卷一一八《兵部·车驾清吏司·守卫》，第559页。

[20]刘大夏：《为守卫事》（正德元年题本），收入黄训辑《皇明名臣经济录》卷三四《兵部·车驾上》，明嘉靖刻本，藏哈佛燕京图书馆，叶1a-2b。

[21]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卷一一八《兵部•车驾清吏司•守卫》，第559页。

[22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三八七，万历三十一年八月乙巳，第7281页。

[23]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一四八，永乐十二年二月壬子，第1732页。

[24]《明宣宗实录》卷四六，宣德三年八月乙巳，第1135页。

[25]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卷一一八《兵部·车驾清吏司·守卫》，第564页。

[26]蓝章：《大崂山人集》内编《工部尚书黄简肃公墓碑铭》，蓝祯之编辑，蓝仁锡校印，1994年，第17页。

[27]万历《大明会典》卷一四三《兵部·车驾清吏司·守卫》，第2006页。

[28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五六，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壬子，第2879页。

[29]《明熹宗实录》卷六七，天启六年正月辛未，第3205页。

[30]吴麟征：《吴忠节公遗集》卷一《巡视回奏疏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81册影印明弘光刻本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362页。

[31]彭时：《彭文宪公笔记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796册影印《纪录汇编》明刻本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，第15页。

[32]王鏊：《震泽长语》，收入王鏊等著、楼志伟等点校《震泽先生别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4年，第24页。

[33]叶盛著、魏中平点校：《水东日记》卷六《六科衙门》，第62页。

[34]黄景昉著、陈士楷等点校：《国史唯疑》卷二《永乐洪熙宣德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41页。

[35]《明孝宗实录》卷一七九，弘治十四年九月辛卯，第3305-3306页。

[36]《明武宗实录》卷二，弘治十八年六月丙子，第78页。

[37]万历《大明会典》卷一四三《兵部·车驾清吏司·守卫》，第2007页。

[38]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五一，嘉靖四年五月庚辰，第1290页。

[39]何乔远著、张德信等点校：《名山藏》卷三三《开圣记·睿宗献皇帝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896页。

[40]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四，吴元年八月癸丑，第356-357页。

[41]《明宣宗实录》卷二一，宣德元年九月丙申，第550页。

[42]《明宣宗实录》卷二六，宣德二年三月甲午，第676页。

[43]刘若愚著、冯宝琳点校：《酌中志》卷十七《大内规制述略》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149页。

[44]《明宣宗实录》卷一〇一，宣德八年四月丁亥，第2258页。

[45]侯仁之主编：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“明皇城”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34页。

[46]《明英宗实录》卷十三、一一四，正统元年正月辛巳、九年三月癸丑，第235、2292页。按，御制文可能由臣僚代作，如正统九年者为杨士奇代作（杨士奇：《东里别集》卷一《代言录·新建庙学之碑》，明嘉靖刻本，藏国家图书馆，叶67a-68b）。然正文“责任人”乃君主，代作文辞与臣僚私人著述有别，所呼名目之公共性较强。

[47]侯仁之主编：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“明北京城”，第32页。

[48]《明孝宗实录》卷六，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上庚戌，第110-112页。

[49]刘定之著、华祝点校：《否泰录》，收入邓士龙辑、许大龄等点校《国朝典故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479页。

[50]《明英宗实录》卷三三〇，天顺五年七月庚子，第6779页。

[51]万历《大明会典》卷一八一《工部·营缮清吏司·营造·内府》，第2480页。

[52]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《北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66页。按，今通行三十四卷本，系原正、续编各则重编。据作者原序，本书系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、四十七年（1619）各成正、续编（本书书首）。本则见正编卷十四（清正编二十卷续编十二卷抄本，藏国家图书馆；清正编二十卷续编十二卷补遗一卷抄本，藏台北“国家”图书馆）。

[53]郭正域：《皇明典礼志》卷十九《宫室制·大朝宫殿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270册影印明万历刻本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6年，第708页。

[54]史玄著、骈宇骞点校：《旧京遗事》卷一，收入《旧京遗事旧京琐记燕京杂记》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3页。

[55]顾祖禹著、贺次君等点校：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十一《直隶·顺天府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5年，第442页。

[56]李燮平：《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》，第81-91、127-134页。

[57]万历《大明会典》卷一八七《工部·营缮清吏司·营造·城垣》，第2549页。

[58]马中锡：《马东田漫稿》卷一《再和夏日病中即事十首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41册影印明嘉靖刻本，第337页。

[59]《明宪宗实录》卷一五三、二六三，成化十二年五月己巳、二十一年三月戊戌，第2798、4463页；《明孝宗实录》卷五九、一一二，弘治五年正月戊戌、九年四月乙未，第1140、2043页。

[60]马中锡：《马东田漫稿》卷一《寿阁老商先生》，第338页。

[61]《明宪宗实录》卷一六七，成化十三年六月丁巳，第3030页。

[62]谢榛著、李庆立校笺：《谢榛全集校笺》卷十六《雪中刘稽勋体乾宅赋此志别》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731页。

[63]焦竑著、李剑雄整理：《澹园集》卷二六《刑部尚书刘公神道碑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375页。

[64]《明世宗实录》卷四三三，嘉靖三十五年三月丙寅，第7465页。

[65]嘉靖前期，皇甫涍诗云：“闲郊春色敞晴扉，紫禁城阴郁翠微。”（皇甫涍：《皇甫少玄集》卷十《早春简施蔡二曹友拟历诸胜共畅羁怀倾迟报章无勤延伫》，明嘉靖刻本，藏国家图书馆，叶12a）全诗实乃咏南京景物。“紫禁”本常用词，明代南京虽有皇宫城池，此仍可能漫称，故不取。

[66]虞淳熙：《虞德园先生集》卷九《孝懿女传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43册影印明末刻本，第306页。

[67]黄汝亨：《寓林集》卷十五《吏部稽勋司员外郎德园虞公墓志铭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69册影印明天启刻本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24-225页。

[68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七二，万历二十二年四月甲戌，第5053页。

[69]张涛：《循职掌陈末议恳乞圣明特饬成法以慎兴作以杜奸端疏》（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），收入吴亮辑《万历疏钞》卷四九《工商类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469册影印明万历刻本，第682页。

[70]刘继善：《掩关集》卷下《春日再送胡春元谒选》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七辑第16册影印清道光刻本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23-126页。

[71]丁元荐：《尊拙堂文集》卷七《兵部职方司主事静之刘君墓碣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集部》第171册影印清顺治刻本，第92页。

[72]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四《煤山梳妆台》，第604页。

[73]蒋德璟：《游宫市小记》，载黄宗羲辑《明文海》卷三五九《记》，影印清钞本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3695页。

[74]汪楫辑：《崇祯长编》卷六二，崇祯五年八月戊子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，台北，1962年，第3609页。

[75]刘若愚著、冯宝琳点校：《酌中志》卷十七《大内规制纪略》，第135页。

[76]张元凯：《伐檀斋集》卷八《西苑》，明万历刻本，国家图书馆藏，叶2a-5a。

[77]王世贞：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卷八九《署都指挥佥事张君墓志铭》，明万历刻本，藏北京大学图书馆，叶19a；王世贞：《弇州山人续稿》卷四二《伐檀集序》，明万历刻本，藏北京大学图书馆，叶17a。

[78]《明穆宗实录》卷五三，隆庆五年正月丁丑，第1317页。

[79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三四，万历三年正月己未，第790页。

[80]万历《大明会典》卷二〇八《南京工部·营缮清吏司》，第2767页。

[81]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四《南内》，第607页。按，本则见原书正编卷二（清正编二十卷续编十二卷抄本；清正编二十卷续编十二卷补遗一卷抄本）。

[82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五三二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辛未，第10046页。

[83]侯仁之主编：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“明皇城”，第34页。

[84]《明光宗实录》卷二，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甲辰，第47页。

[85]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补遗卷三《安乐堂》，第901页。按，本则见原书续编卷九（清正编二十卷续编十二卷抄本；清正编二十卷续编十二卷补遗一卷抄本）。

[86]王士性著、周振鹤点校：《广志绎》卷二《两都》，收入《五岳游草广志绎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204页。

[87]《万历邸钞》万历三十五年丁未卷，闰六月“京师淫雨”，影印清初钞本，扬州：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91年，第1435页。

[88]胡维霖：《胡维霖集·长啸山房汇稿》卷二《左都御史洪溪衷公神道碑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164册影印明崇祯刻本，第583页。

[89]秦徵兰：《天启宫词一百首》，收入朱权等《明宫词》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30页。

[90]秦元方（按，即秦徵兰）：《熹庙拾遗杂咏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55册影印旧钞本，第670页。

[91]据武玉梅《傅维鳞明书的编纂与流传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2006年第2期，第61-62页。

[92]傅维鳞：《明书》卷八四《营建志·宫殿及禁城内规制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39册影印清康熙刻本，第128-131页。

[93]据王剑英《点校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前言》，收入王剑英《明中都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590页。

[94]孙承泽著、王剑英点校：《春明梦余录》卷六《宫阙》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46-49页。

[95]李新峰：《论明代北京皇城的瓮城结构》，第139-140、151-152页。

[96]《明宣宗实录》卷四八，宣德三年十一月戊辰，第1172页。

[97]《明英宗实录》卷一八五，正统十四年十一月庚辰，第3668页。

[98]叶盛著、魏中平点校：《水东日记》卷四十《杨鼎自述荣遇数事》，第382页。

[99]刘若愚著、冯宝琳点校：《酌中志》卷十七《大内规制述略》，第142页。

[100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五二，万历二十年九月壬戌，第4689页。

[101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五三二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甲子、甲戌，第10028、10055-10056页。按，“检”，原本作“简”，系抄手避明思宗讳，今径改。

[102]《万历邸钞》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，五月二十八日，第2226页。

[103]《明熹宗实录》卷八，天启元年三月丁卯，第409页。

[104]《明熹宗实录》卷八六，天启七年七月戊子，第4180页。按，《实录》称迁至“北安门外”，然刘若愚载，天启元年内市实“挪改于东安门外戎政府街”（刘若愚著、冯宝琳点校：《酌中志》卷十六《内府衙门职掌·东厂》，第101页）。

[105]按，崇祯八年（1635）刊刻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载：“内市……今移灯市张矣，犹称内市也。”（刘侗等著：《帝京景物略》卷四《城隍庙市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63年，第161页）作者刘侗于崇祯初至京，于奕正则为土著，所记“今移灯市”似指崇祯时期又挪出皇城。前引《实录》载，天启元年（1621）迁至北安门外，但刘若愚载迁至东安门外，正是灯市一带。则刘侗等所记，亦可能系天启间状况。为慎重，今不取。

[106]《日下旧闻考》卷三九《皇城》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612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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